• 有关一种儒家式的企业底线道德的讨论 不要轻易放弃。学习成长的路上,我们长路漫漫,只因学无止境。


      ———从对“言必信,行必果”之辨析谈起   一   孔子说: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 ” ( 《论语·子路》) 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段话与当 代的诚信观不合,由此产生了在笔者看来不合 原意的解释方式与评论。可概括为两类: 其一, 仅截取前一段,以说明孔子那里有介入当代诚 信问题的思想资源。在他们看来,面对当代的 诚信问题,当然应当主张“言必信,行必果”。这 样一来,孔子的这段话也就突显了其现代价值。 其二,认为孔子将“言必信,行必果”归为“小 人”的表现,看不起讲“诚信”者,或至少不重视 诚信问题。而在当代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不讲 诚信的现象之所以屡见不鲜,儒家的类似观念 难辞其咎,应予以批判。   笔者以为,这两种观点都属于误读,不符合 儒家的基本精神,也不利于儒家诚信观念切入 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进而展现其理论活力。本 文拟在辨析与解读原文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儒家式的企业底线道德观。   二   先依据全文语境稍作分析。   子贡问曰: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 “行 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 “敢问其次”。曰: “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 “敢问其次”。曰: “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 小人哉! 抑可以为次矣”。曰: “今之从政者何 如?”子曰: “噫! 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论 语·子路》)   孔子的回答乃针对子贡的提问: 怎样才能 算是“士”? 整段问答都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 的。“言必信,行必果”类似“小人”的表现,但 “抑可以为其次”,达不到这一要求,则是“何足 算的斗筲之人”,完全失去了作为“士”的资格。显然,孔子并非说,“言必信,行必果”在道德上 应受谴责,而是视之为对“士”的最基本要求。 当然,要做一名出色的“士”,仅达到这一要求远 远不够,其上还有“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行己 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两个渐进的层次。 这里的“小人”也不应理解为道德谴责的对象, 而是最低的道德层次; 对于以道德追求为鹄的 的“士”而言,它是一种底线人格。反过来说,即 使是未受道德陶养而本性端悫之人,也能拘守 社会规范而做到这一点。另一方面,“言必信, 行必果”之所以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人格之表现, 是因为它拘守于外在的小节,其人格境界可比 之为不能表现自身道德追求的“小人”。朱子对 此的评判可谓中肯: “彼其识量虽浅,而非恶也, 至其所守,则虽规规于信果之小节,然与夫诞谩 苟贱之人,则不可同年而语”。   孟子对“信”的理解,也包含类似的意思,有 类似的表述。可资佐证。“大人者,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下》) 与 孔子的说法两相对照,不仅意思相合,且在表述 形式上也相近。不过,孟子是直接就理想层次 的“信”来说,从“大人”的人格境界来讲。“大 人”已超越了前两个层次,而以“义”出“信”,当 然不用像“小人”那样“言必信,行必果”。但 是,若依此认为孟子不讲“信”,或者说在道德践 履中可以直接就从“言不必信”入手,则是对孟 子的误解。究其实,大人的这种行为方式,是要 靠理想的道德人格来担保的。换句话说,要把 心中之“义”实实在在地安顿好了,才能表现出 如此之“大信”。否则讲“言不必信”,只是空 谈。因此,孟子也强调,“君子不亮,恶乎执?” ( 《孟子·告子下》) “亮,信也。与谅同”,“恶乎 执,言凡事苟且,无所执持也”。( 朱熹: 《孟子集 注》) 君子须“执信”,必须讲信。“执”体现的是 道德修养过程的特点,“亮”即指“信”德。这与 上段所讲的“大人之信”也不矛盾。上段是从修 养达至的境界说,此处乃就修养的过程立言。   要之,孔孟所讲的“信”是分层次的,“言必 信,行必果”属于最低的道德层次,但仍然属于 道德的范围。虽然这种道德并没有表现属于行 为者自身的道德理解,或者说,我们无法由此来 判断其本人的德性如何,却是平庸之人也可以 拘守的。在此意义上,它就是一种底线道德。   三   基于以上辨析,可以说,第一种解释方式固 然已完全曲解了孔子的原意,第二种其实也是 出于误解。以下简要说明产生误解的原因。   其一,脱离言说的语境,由孔子做出的“小 人”判定,而误以为“言必信,行必果”是从纯粹 道德贬义上讲的。结合言说的语境来看,“言必 信,行必果”意义上的“小人”,并非“不道德”, 而是“非道德”或者说没有表现行为者的道德自 觉。因此,从人格表现看,孔子视之为“士”之境 界的底端; 从道德要求看,孔子则给予了最低限 度的肯定。   其二,从单一规范的角度来理解孔子从人 格境界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孔子的回答,显然 不是对某一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说明,而是就 某个人的行为一贯表现而做的评判。在此不能 用非此即彼的规范方式来衡量,即,不能说“言 必信,行必果”要么是诚信的表现,要么不是,而 是容有多个层次。如果面向当代诚信问题来 说,孔子的意思毋宁是: “言必信,行必果”表现 出来的是最低度的诚信人格,亦即仅为合格,下 此则是不道德的; 从人格追求来说,还应该在更 高的层次去表现诚信。前文已说明,孔子所提 出的“信”,其最高层次是 澳门威尼斯酒店官网是一个信誉好及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在线娱乐平台,威尼斯人娱乐城网址博彩资讯平台,创办至今已经有三年左右的历史了,澳门新濠天地-最好的真人娱乐城,提供PT老虎机游戏下载,合法牌照,最佳信誉, 澳门威尼斯酒店官网PT老虎机下载极速、注册充值、免费试玩,体验高档的游戏!“信义”。孟子的相应 说法也不是说道德高尚者不必讲诚信,而是说, 他不会停留于不能表现自身人格的低层次,而 会在最高的“义”之层次去表现诚信之德。必须 强调的是,这里的“义”,不是指外在于自身的社 会规范、道德原则,而是来自内心的裁断、人格 尊严的自律。   四   从面向当代经济伦理问题的角度看,上述 两种解释无论是故意曲解还是误解,其深层原因恐怕还在于,不满意孔子对“言必信,行必果” 在道德上的定位。那么,我们如果将之定位为 当代经济伦理生活中的底线道德,是否恰当? 以下从两个方面来说明。   其一,必须看到,孔子的层次划分所取的视 角,有别于当代占主导的经济伦理研究方式。 毋庸讳言,在中国的经济伦理研究中,当代西方 的经济伦理理论占据主导,中国本土的经济伦 理理论尚未形成。与其伦理学的发展状况相 应,当代西方的经济伦理理论,注重对规范原则 的应用,对形式程序的讨论。其主流是在社会 伦理的范围内讨论问题,从社会、团体、个人之 间关系的合理化来看问题,通过合理的道德他 律来解决问题。即使是采取亚里士多德德性 主义进路,如所罗门《伦理与卓越》中的研究方 式,也迥然有别于孔子所采取的人格视角。粗 略地说,其根本区别源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与 儒家思想的差异。可以从对个体或个人的理 解方面做简要的比较。亚里士多德主义中的个 体,一方面有其目的论的维度,在万物各有其目 的指向的宇宙秩序中,人的目的指向智识生活。 而儒家的个人,从形而上的方面看,在世界秩序 中得到的能力,其最可贵者为“能赞天地之化 育”的道德能力,其指向为道德生活。另一方 面,从现实的社会生活看,亚里士多德是从共同 体与个人的关系中来说明个体实践的合理性, 也可说个体在其现实的维度是通过与共同体的 关系来界定的。而儒家的个人,在其现实生活 中首先是通过家庭生活、血缘关系来界定。而 这种界定的合理性,根本在于“恩报”的观念,故 强调“天地之大德曰生”,“仁”为“生生之德”。 由此看两者的道德思维方式亦不 澳门威尼斯酒店官网是一个信誉好及富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在线娱乐平台,威尼斯人娱乐城网址博彩资讯平台,创办至今已经有三年左右的历史了,澳门新濠天地-最好的真人娱乐城,提供PT老虎机游戏下载,合法牌照,最佳信誉, 澳门威尼斯酒店官网PT老虎机下载极速、注册充值、免费试玩,体验高档的游戏!同。亚里士多 德的“中道”,是通过思考和比较各种德性或实 践方式而得其中。儒家的“中庸”,是“时中”, 直接针对具体情境中个人行为的妥当性,靠个 体的德性境界来把握,来表现。相较之下,亚里 士多德的“中道”,理论性较强,针对实践的合理 性; 儒家的“中庸”,则较内敛,在具体情境中表 现,指向个人的道德理解与德性修养。   可以说,孔子的人格视角,体现了儒家特有 的道德自律之理路。由此来看当代经济生活中 的诚信问题,不仅容有多个层次的说明,而且 “言必信,行必果”也只能归为底线道德的层次。 这并不是说它不道德,而是说没有表现经济活 动者本人的道德理解。从儒家的理路看,这是 “依外而无自主”,只是依从外在的规范,根本未 体现主体的德性、积极的道德能力。这可以为 理解当代的经济伦理问题提供另一条思路,而 且随着人类科技力、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这条 思路也日益突显其重要意义。可以说,科技力 等人类实践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当代的经济 实践情境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更多的经济伦 理问题,仅靠被动地适应外在规范难以解决,而 有待于经济主体道德能力的积极发挥,即,基于 自身的道德理解,随情境变化而积极调整行动 的能力。   假定这样一种情形: 两家公司签约兴建某 一项目,但在履行合约过程中发现,该项目可能 对环境造成很大的损害。如果按照“言必信,行 必果”的方式去做,当然会不顾及环境问题而履 约。它们在规范的意义上仍是守信的,但显然 可以通过彼此协商、积极的行动,减弱这一经济 活动带来的不道德后果,提高其伦理质量。在 当代经济生活中,类似的例子其实屡见不鲜。 如 2010 年英国石油公司所造成的石油污染,带 来了极大的生态灾难。它对于美国民众的诉 求,做了不少承诺,也做到了“言必信,行必果”: 对事故的弥补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付出了巨额 赔偿。但它并没有表现出高水准的经济道德, 得到的也主要是负面的道德评价。其原因即在 于,反应滞后,只是被动地适应公众的要求,没 有表现出事先就为公众利益着想的积极道德考 虑。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守信不重要。也就是 说,守信应该是常态; 而对承诺的调整,一方面 是由于情境的变化,另一方面必须出于道德的 考虑,为了争取更道德的结果。   其二,将“言必信,行必果”定位为经济伦理 中的底线道德,并非说它不重要。相反,它对于 维持基本的经济秩序与市场环境有着根本的重 要性。这涉及到应当如何理解经济生活中的底线道 德 问 题。让我们从一个浅显的比方 谈起。   比如大学考试中及格成绩为六十分,这是 个底线。低于六十,可能就拿不到学位。这是 个资格问题,对个人来说,当然也重要。但并不 是说,六 十 分 是 高 分,或应该是学生努力的 方向。   同样的道理,“言必信,行必果”作为经济诚 信的底线要求,其之所以重要,也应该从资格的 角度来考虑。它意味着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连 守信的基本经济道德都做不到,那就不成其为 合格的经济主体。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也”( 《论语·为政》) 的说法,正是在这种一般 的意义上说的。如果企业达不到守信的要求, 就应当取消其相应的经济活动资格。它是个标 准,是道德意义上的“休止符”,不达标则为道德 所不能容忍。也正因此,它并不是道德上值得 向往的,不能代表经济诚信的道德指向。正像 只追求六十分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一样,只追求 符合外在规范的企业,也不是道德上的好企业。   进一步说,企业要达到不低于底线道德的 要求,也应以更高的道德水平为努力的方向,而 不能指向底线。正像大学考试要一直合格就必 须向六十分以上努力一样,企业要一直能达到 底线道德的要求,就必须具备高于底线的道德 能力。   不能排除企业这样的考虑: 如果付出高于 底线标准的道德努力,那么就得为此额外付出 成本,从而相对于同等条件下仅遵从底线标准 的其它企业,可能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因此 追求恰好处于底线,对于企业实现利益最大化 来说就是最佳的道德状态。这种短视的思考 方式误解了企业存在的目的: 企业的目的并不 简单地就是赢利,它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 单位。可以说,一个只考虑自身赢利而不顾及 社会利益的企业,其存在没有社会意义。而且 从整个社会经济领域的道德发展来看,底线道 德的标准,绝非由理论抽象地衡定的,而是与历 史文化背景、社会发展状况相关的。要从整体 上提高经济领域的伦理质量,那么底线应是逐 步提升,而不是相反。将上述思考方式推而广 之,将危及整个经济领域的道德水平,造成一种 “否定性的边缘道德”: 相关制度只是一种抽象 的规范体系,在经济竞争的压力下,企业“因竞 争之故而逐步地适应较低的道德标准”。也就 是说,最终将导致经济道德的底线、整体道德水 平的下降。这当然是与当代经济伦理研究的目 标背道而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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